024：中国特色的数字文盲

这篇会员通讯将着重探讨：罗尔事件背后，是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数字素养的缺失，以及互联网固有的虚无感使坏。我们或许无法完全避免这种虚无感，但我们有必要了解数字素养背后隐藏的巨大隐忧——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素质造就了当下的互联网环境。

一

最近两天围绕罗尔的争议从社交媒体延伸到各个平台。澎湃新闻的一篇综述稿中这样描述当天的情形：

当清晨贡献完爱心与悲悯的上班族们，拎着煎饼果子小笼包踏进办公室的时候，反转的时刻到来了。先是主治医生的朋友揭露真实治疗花费，然后是知情人爆料罗尔本人竟然拥有数套房产，接下去此次刷屏的操盘手“小铜人”营销公司浮出水面……群众们咽下一口温吞的甜豆浆或咸豆浆，加入到全民侦探分析案情、谴责资本“带血营销”的新一轮转发。接下去当事人现身澄清，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医院公布治疗费用信息……短短几个小时，在全民动员经历了悲情转发、众志成城、揭露真相一连串戏码之后，吃瓜群众们终于可以消停地吃个晚饭了。这一天，网民们先后出演了热心捐助人士、正义的揭露真相者、逻辑严密的追凶侦探，深刻反思的社会评论家，多重角色、多重身份，大戏连连、高潮迭起，却不知道导演究竟是谁。

这篇文章当然不是局限在事情还原层面，而是更进一步地想讨论一点：互联网到底如何创造了「未参与感」：

哲学家齐泽克在21世纪的开头，就曾警告互联网正在公共领域引发的一种“伪参与”的幻象。针对那些对于新媒体民主潜质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以及他们喜欢使用的“互动性”概念，根据这一概念，受众的互动性参与将激发媒体与政治民主的潜能。齐泽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交互式被动（interpassivity）”：正是通过一道屏幕，当他人为我牺牲，我就通过他人牺牲了；当他人为我行动，我就通过他人行动了，这种牺牲与行动的满足感，阻碍了真正具有效力的行动主体的出现。换言之，当我们在选秀节目上看到偶像的成功时，我们认为自己也获得了成功，并对此感到满意；当我们在荧幕上目睹了特朗普的胜利时，我们认为自己也参与并分享了这一胜利。齐泽克并不否认类似“围观就是参与”的逻辑，但是他警惕这种虚拟参与感背后所透露的满足感，那是一种通过别人而获得的自我满足。

更重要的一种错觉还在于现实生活的无奈，「对照人人转发献爱心的朋友圈盛况，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善意与热心，似乎都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们抽空榨干了。齐泽克就此忧心社会可能堕入一种糟糕的状态，那就是回避现实中真切的社会矛盾，转而通过一道屏幕的点赞转发，实现自己的“虚拟”爱心。正如录影机的存储功能替代我看电影的快乐转换，这一媒介参与将会生产一种虚拟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为罗一笑慷慨解囊的打赏者，与地铁里对农民工避之唯恐不及的“城里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二

罗尔事件持续发酵的当天晚上，我看到这么一句话：

「每个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上当受骗的傻瓜，但被骗的往往都是一群人」

这里我们不谈所谓乌合之众的理论，而是站在一个数字化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整个事件背后的用户心态，胡泳先生前几天在《21 世纪的文盲》里提出「数字素养」：

为什么会出现“数字素养”的议题？这是因为数字技术要求用户必须掌握范围广泛的技术、认知和社会能力——我把这些能力的组合统称为“数字素养”。看哪个人拥有良好的数字素养，不只是考察她会否上网那么简单，而是要考量其一系列素质：比如，是否能够发现、捕捉和评价网上的信息？有能力在遵守行为规范的前提下参与在线社群和社交网络中的活动吗？是否懂得数字技术（比如大数据）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能够在人/事纷杂的情况下保持批判性思维吗？

如果说读写能力是一种需要训练才能实现能力，毕竟我们的教育体系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是围绕读写能力，而现在，从读写能力到数字能力，从文字素养到数字素养，背后是社会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则是媒介的变化[1]

胡泳引用了腾讯发布的《中国网民网络素养研究报告》指出：「网民对“指尖公益”的热情，无疑显示出提高数字素养在增强社会协作能力与文化理解力方面的巨大潜能。」胡泳的评价比较中性，倘若以当前中国互联网的用户群体基本情况为参照点，整个网民的数字素养状况并不乐观，8月份 CNNIC 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有几个数字并不乐观。

如下图，从 10 岁到 29 岁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据了 51.3%，也就是将近 4 亿人，这部分人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的主体力量，当然你可以说 10 岁以下儿童群体与 40 岁以上中高龄群体也在增长，但整个网民的年龄结构已经确定。

进一步看，中国网民的学历结构如下，简单扫过去，高中及以下的三个学历结构的群体占据了 80%[2]。

这种低学历化与低龄化相呼应，从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当下中国各个互联网公司对于「用户需求」的定义，那么如此庞大的群体的需求又是什么呢？

细心看上图，社交、信息（包括搜索和新闻）、娱乐（视频、音乐）成为三大最主要的使用场景。也分别对应了当下微信、百度、各色新闻客户端、视频客户端的强势地位。而在金额较大的旅行预定和相对正式的电子邮件方面，使用率不足四成，也足可见当下主流互联网用户的消费能力和交流的行为习惯。

三

事实上，我相信胡泳先生也对此深有同感，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坦言：「缺乏数字素养的人，将成为新时代的文盲。」但真实情况则是：尽管每个招聘启事上都写着「熟练运用办公工具」，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场培训，没有人告诉你互联网是什么，更没有告诉你如何用好互联网…..

科技专栏作者 Clive Thompson 2013 年出版的 Smarter Than You Think 里有个关于教育的章节，Thompson 讲述一系列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案例，这些发生在国外中小学校的做法或许并不能直接搬到中国教育体系中，但作为成年人，我们也可以借鉴下：

中小学生的写作课不再是交给老师来评判，而是发布到公开的blog上。一开始，学生们这是自己写自己的内容，后来他们在阅读其他同学的博客时还会大段大段的写评论，有时评论比正文写的都有意思。
给中小学生开设编程课，教授最简单的编程思想，其目的有三个：让学生们从小就懂得网站是如何建立的；充分理解机器语言(逻辑)与人类语言(逻辑)的区别；学会从错误中吸取经验(debug)。
利用Twitter让孩子们学会与陌生人交流。Twitter的意义不仅仅是碎碎念，同时也是交流的场所，如何用简短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学会与陌生人理性交流成为这个课程的核心。
学会使用Google。学会Google是正确进入信息海洋的第一步，首先你要了解Google搜索的特点，比如你能分辨出Google搜索结果里的广告链接和正常链接吗?其次，如何正确利用关键词、符号以及他们的组合来搜索自己想要的内容，举个例子来说，你是否知道「关键词+filetype:文件后缀名(比如pdf)」这个组合可以搜索指定格式的文件？

2014 年我曾尝试将自己使用数字工具的想法汇成一本小册子——《数字时代的整理力》，但这并非探索的终点，而更像是新的开始，随着我们从 PC 互联网步入移动互联网，我们手中的工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思维模式变革却常常被人忽视，但倘若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的数字素养继续如此，你还能指望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毕竟，互联网公司都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第一优先级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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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