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午夜，当我一个人在浦东某个五星级酒店翻开《孤独的城市》时，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透过 35 层的落地窗望出去，黄浦江最美的夜景被雨水淹没，当视线转向街头，35 层之下的行人车辆与雨滴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
这是属于我的私人时刻——在忙碌一天的工作后，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去阅读这本从北京千里迢迢带到上海的新书。同样，这也是我最孤独的时刻——在远东最繁华的一座城市里，我只能窝在一个看似高端却身不由己的小角落，读着一本讲述城市里孤独人的孤独故事。
这或许是体验奥利维娅·莱恩这本书的最好的时空维度。一如她在本书开头部分所写：
想象倚窗而立，在夜里，在一栋大楼的六楼、七楼或者四十三楼。这座城市所展露出的样貌就是一排排房间，数十万个窗口，有些暗着，有些充盈着绿色、白色或者金色的光。陌生人在其中来回游移，专注于私人时间里的各种事务。他们是你能看见却无法触碰的人。这是在这世上任何一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夜晚，都能见到的平凡的都市图景，但它将孤立和曝光令人不安地结合在一起，即便是那些最为活跃的社交动物，都会为之产生一丝孤独的战栗。
坦率来说，这段开篇部分很能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接下来，作者以一种亲身体验者的角色开始了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异乡的陌生感与孤单一人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每一个故事章节都在虚实之间以及社会大环境与个体体验之间进行切换，并让读者不断体会到理性与感性反复更迭后的一丝冷静。
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却也是近百年才快速形成的一种存在，奥利维娅·莱恩选择的城市样本是纽约，在其探险的「故事情节」，有若干条若隐若现的线索：
- 时间维度：纽约城自 1920 年代到 50 、60 年代再到 21 世纪，这个几乎 100 年的时间维度，同时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缩影；
- 艺术维度：从爱德华·霍珀到安迪·沃霍尔，这些艺术家们在纽约城里所展现的艺术天分，是现代城市对于现代艺术的压抑与释放；
- 工具维度：为了对抗城市天然的孤独，从观看、言语、面具以及大小屏幕，都成为城市里人群逃离孤独的工具；
对于前两个线索，中国读者并没有太多感知。毕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被人为割裂成若干个阶段，这也导致当下所谓的中国大城市，如北上广深，其真正的城市化历史不过 40 年光景。另一方面，人文、艺术氛围从来都是城市化发展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也是需要时间积攒才能形成的特殊空气，同样是中国大城市所不具备的。
因此，我更愿意站在个体的角度去感受个体对抗城市孤独的冲动与无奈。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所写：
孤独是个人化的，也是政治化的。孤独是群体性的，它是一座城市。
二
观看，构成了奥利维娅理解城市孤独的第一种方式，这个名为「玻璃之墙」的章节里，作者介绍了艺术家爱德华·霍珀对纽约城所弥漫的孤独的反应——用一幅幅静态的影像对抗这种绝望感：
他围绕着曼哈顿长时间地散步，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或只是不完整地瞥见了某些场景，这些场景随后脱胎换骨成了它所描绘的画面——瞥向窗外的女人、凌乱的我是和令人焦虑的室内装置。
下面两幅作品分别题为「纽约的房间」（1932）和「夜窗」（1928），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窥视视角，同时画面配色更是提供了一种「欠缺亲密性的色情作品」。
而对于安迪沃霍尔来说，纽约城的孤独体现在语言或者说口音上。
沃霍尔的父母来自斯洛伐克，后移民美国。而他母亲只会一种叫做罗塞尼亚的语言，这是一种混杂了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德语的复杂语言。奥利维娅认为，语言上的不稳定性「削弱了词语与物品之间存在确然联系这一令人欣慰的概念」，这也让沃霍尔不得不在不同语言（口音）之间来回切换，这样的经历深深影响到沃霍尔的生活与创作。
事实上，直到现在，一个人的口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比如掌握一种外语或者一个方言，依然左右着他在城市里的孤独等级。北京话、上海话、粤语构成了三地独特的交流体系，而近十几年城市化与迁移进程中，东北三省、河南、四川等地的方言又不断「抢占」大城市的主流口音舞台，并在公共空间里形成相应的影响力，一如维特斯斯坦在《哲学研究》里所指：语言是一种公共游戏。
但城市里的语言又是「危险」的，它构成了一种群体之间的孤立，同时又让不同个体陷入一种口音、语言的挣扎中，奥利维娅援引维特斯斯坦的遭遇：
当他试图在一群同事面前讲话时，他就会开始口吃。最终，他的口吃会让步与一阵紧绷的沉默，他无声地与自己的思想做斗争，整个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打手势，好像他还在说话似的。
这种语言形成的孤独也造就无数个「解决方案」，比如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口音。早年间曾有一个春晚小品，一个东北男士为了获得女上司的青睐，硬是拉着自己的老母亲改说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所有这些都异化成了城市里的「面具文化」。
三
面具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古代尤其在远古，有着天然的神秘性，它在很多场合扮演着沟通人与「神」的媒介作用，同时又兼具了保护自己和娱乐大众的功能。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时，戴着鸟嘴面具的医生，而行走在威尼斯的面具客们，都是面具留给历史的神秘感。
而面具又和孤独有何联系呢？奥利维娅这样写道：
（面具）提供了避免暴露、避免被观看的慰藉——在德语中，这种解脱被描述为「化妆舞会上的行动自由」，即面具所带来的自由。
但在现代社会，那些真实的面具更多还是出现在影视作品中，或是无情的蒙面杀手、或是神秘的面具大侠——「在某些情况下，戴上面具标志着对人类状态的明确拒绝，预示着即将对社会进行发泄性的报复」正因为这样，我们已经很少在现实生活里见到面具，但另一种新的面具却正在形成中。
这就是社交媒体。我曾在今年的一期播客里讨论过这些后现代社会里的面具——它们现在都在扮演保护自己、娱乐别人乃至愉悦身心的功能。类似地，奥利维娅也在 Twitter、Facebook 上感受这一面具的所带来的安全感：
网络确保人们可以发生联系，并且在匿名性和可控性方面做出了美好而狡猾的承诺…..我喜欢在网上和人接触：积极的致意一点一点地积聚起来，Twitter 上的「喜欢」、FB 上的「点赞」，还有那些被设计出来并被编入程序的，用来维持关注和提升客户自负心的小策略…..
如果说城市是人类物理性的集合，那么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构成了一种数字式的集合，它打破了城市里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夜城或者一个「变平」的城市，但在可匿名的社交媒体背后，实体面具所固有的「罪恶」也在被释放：
面具也回避了有关公共自我的问题：人们的公共自我是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礼貌和顺从，而真实的欲望在其后翻滚、扭曲。
其结果就是，新一代面具形成了人们在线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又形成了新的暴力和罪恶，这远非所谓网络实名制就能解决的难题，人性使然，虽无奈却也无他法。
人类曾经天真的以为，社交媒体可以成为对抗城市孤独的利器，却又陷入到另一个深渊之中。无处不在的屏幕、随时都会唤醒的通知和提醒，将城市里的人又重新包装到另一个盒子里——如下图所示，某种意义上，当我们的肉身孤独地活在一个大的盒子（城市）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正在放入另一个小盒子，可能是你的笔记本，也可能只是平板电脑，抑或是一台小小的智能手机。
四
奥利维亚很欣赏 MIT 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的观察，在特克尔看来，屏幕提供了一种「危险的自我遗忘的愉悦感」，类似与心理分析师的沙发：
这两个空间都提供一组复杂的可能性，一种介于隐藏和可见这对二元对立体之间的充满诱惑力的摆动。
特克尔将自己的思考写入到《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我曾在去年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是一本被低估或错估的好书。特克尔以社会学的视角去重新思考了「亲密关系」——不仅包括人与人，还包括人与机器——从智能手机到虚拟助理，她曾这样写道：
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培育友谊，同时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朋友。他们整天联系但并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交流。他们对友谊感到迷茫。数字化的友谊发生在表情符号引起的情感里，经常建立在快速回复而不是思考的基础上，这可能使他们变得肤浅。对于无生命的人际关系，这种肤浅则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他们对人际联系的期望值开始降低，最终会满足于机器人的友谊之中不可自拔。
就像城市的初衷是将人群聚集在一起一样，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让全球各地的人群聚合在一个可交流的平台上，毫不夸张地说，你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人甚至机器人沟通，但事实上，这种交流的可能性和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咖啡馆所释放出的交流可能性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其结果也大同小异。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也越发认同奥利维娅的结论，孤独是群体性的。城市也好、社交媒体也罢，一个人以及一群人，都无法真正解决个体的孤独命题。很多时候，就像下面这幅来自霍珀的《夜游人》一样，我们终究是一群或漫步在街头或停留在人群拥挤的商店的孤独存在，所能做的，只剩下了在孤独中寻觅一丝美好。
